劉晶

　　6月1日，當人們把目光都投向新《企業破產法》時，另一部新修訂的法律也悄然實施，這便是在2006年8月27日第10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3次會議上通過修訂的《合伙企業法》。

　　較之新破產法受到的關注程度，新的《合伙企業法》顯得極為低調。然而，金融界和房地產界對這部新《合伙企業法》的期待程度，卻可以用望眼欲穿來形容。期待的焦點在于新法中的第三部分第一次允許有限合伙制企業的出現。作為私人股權投資基金(PE)、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和創業風險投資基金(VC)等投融資領域最流行的企業組織形式，有限合伙制的出臺可謂經濟法領域為國內資本市場進一步金融創新提供了新的法律空間。

　　有限合伙制是一種極為靈活的企業組織形式。由于負責日常經營的普通合伙人要對其經營行為承擔無限責任，由此，在制度上形成了對經營者足夠強大的道德風險約束，有限合伙人可以完全放心地充當財務投資者的角色。而普通合伙人，可以借有限合伙制企業，方便地進行杠桿融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壓縮經營決策成本。

　　對于金融業和房地產業來說，有限合伙制企業無疑打通了私募基金投融資的一大通道。如去年火爆的股市中逐漸浮出水面的證券投資私募基金，由于受限于當時公司法所列的企業組織形式，只好借道信托，以證券信托投資顧問或操盤手的面目進行變相私募。

　　而在房地產行業，一些有項目卻受困于資金瓶頸的房地產公司，也只能通過設立房地產信托進行過橋融資。而不少有外資參股的房地產項目公司，本想只充當財務投資者的外資，亦苦于企業形式的限制，只能通過私下的補充條款進行利潤分配的約定。考慮到商務部等監管部門一再強調房地產投資中的中外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訂立保證任何一方固定回報或變相固定回報的條款”，這類補充條款背后隱藏的合同違約風險不言而喻。而這一切，都在有限合伙制企業獲得“合法地位”之后迎刃而解了。

　　放寬視野來看，在各個部門爭相呼吁“私募基金合法化”的背景之下，新《合伙企業法》的出臺則有著更為深遠的政策意義。正如著名商法律師魏君賢先生所言，私募基金的本質是向特定對象非公開募集資金的一個集合，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治原則下，本就不存在合法與否的問題。

　　當然，新《合伙企業法》中也同樣流露出一些妥協的痕跡。新法第三條規定：“國有獨資公司、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成為普通合伙人。”這樣的條款，顯然出于保護國有資產和上市公眾公司免受無限連帶責任風險的考慮。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本該作為公司治理典范的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卻因為擔心無限責任風險而回避成為普通合伙人的角色，這無疑是對市場中公司治理環境建設的不完善考慮。同時，這也極大限制了有限合伙制企業的適用范圍，更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利用有限合伙制企業形式進行杠桿融資的規模。

　　這種創新下的妥協，對中國